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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冤案成因分析
北大法学院陈永生副教授通过对20起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为样本进行分析发现，75%的案件在鉴定方面存在问题[1]。
序号 | 嫌疑人/被告人 | 无罪证据被忽视 | 有罪证据不充分 | 鉴定方面问题 |
1 | 佘祥林 | 四人的无罪证言，指认尸体的有两家 | 主要依靠口供 | 未做DNA鉴定，以辨认结论定案 |
2 | 吴鹤声 | 被害人死前与一神秘男子在一起 | 主要依靠侦查阶段一次口供 | 未做DNA鉴定，以血型相同定案 |
3 | 杜培武 | 没有作案动机、时间 | 关键性证据凶器（枪支）没有找到 | 警犬辨认、测谎被错误使用 |
4 | 陈金昌、温绍国、姚泽坤、温绍荣 | 不在犯罪现场 | / | / |
5 | 覃俊虎、 兰永奎 | 没有作案时间 | 主要依靠口供 | 未进行本应进行的物证（匕首）鉴定 |
6 | 李杰、 何军、 黄刚、 黄德海 | 没有作案时间 | 没有一件物证，全部依靠言词证据 | / |
7 | 黄亚运、黄圣育 | 没有作案时间，还有其他无罪证据 | / | / |
8 | 滕兴善 | 不可能到达犯罪地点 | 指控不合情理、证据之间相互矛盾 | 未做DNA鉴定，以石膏像辨认结论定案 |
9 | 李久明 | 没有作案动机、时间 | 主要依靠侦查阶段一次口供 | 检材（头发）来源不明，警犬辨认错误 |
10 | 丁志权 | 没有作案动机、时间 | 主要依靠口供 | 未做指纹、脚印鉴定 |
11 | 隋洪建、任树君、隋洪波、隋洪儒 | 有证人出庭证明被告人无罪，但法庭置之不理 | 主要依靠侦查阶段口供 | / |
12 | 杨云忠 | 没有作案时间，血迹非被害人遗留 | / | 未做DNA鉴定，以血型相同定案 |
13 | 王海军 | / | / | 未做足迹鉴定，血液来源不明 |
14 | 李化伟 | 没有作案时间，现场有他人 | 主要依靠侦查阶段口供 | 检材与案件没有关系 |
15 | 张庆伟 | 没有证据证明物证与被告人或案件有关 | 主要依靠庭前口供 | 未做DNA鉴定，以血型相同定案，检材（血液）来源不明 |
16 | 王俊超 | / | 主要依靠口供 | 未做DNA鉴定 |
17 | 张海生 | 没有作案时间 | / | DNA鉴定结论不能证明被告犯罪 |
18 | 秦艳红 | / | 主要依靠庭前口供 | / |
19 | 岳兔元 | / | / | DNA鉴定结论不能证明被告犯罪 |
20 | 杨黎明 | / | 主要依靠侦查阶段口供 | 未做DNA鉴定，以血型相同定案 |
2.司法鉴定涉及到学科专业种类
200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简表》共设一级学科或学科群62个、二级学科或学科群676个以及2 382个三级学科[2]。因而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学科门类的专业知识都有可能为刑事诉讼所涉及。[3]
3.司法鉴定案件数量
早在2006年我国刑事案件中涉及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数量总体已超过100万件。基本每一起案件中就有一个专门性问题需要进行鉴定。从历年鉴定任务承担情况统计，侦查机关自己鉴定90%，社会鉴定机构承担10%。[4]
4.司法鉴定案件的涨幅
社会鉴定机构每年刑事案件中司法鉴定的数量激增，2007—2014年的司法鉴定数量由 6.29万增长至25.64万件，涨幅达3倍多。[5]
5.多次鉴定的比例
目前，就同一事项进行两次以上鉴定(包括重新鉴定)的数量占鉴定总数的60%以上。[4]
6.鉴定意见错误率
检察机关通过技术性证据审查发现鉴定意见错误占比[6]
项目 | 统计年份 | 统计范围 | 鉴定意见错误数量 | 占比（%） |
1 | 2001-2002 | 全国 | 5000 | 5.09 |
2 | 2000-2006 | 福建省 | 987 | 13.26 |
3 | 2005-2010 | 重庆市沙坪坝区 | 98 | 13.07 |
4 | 2007 | 福建省福州市 | 120 | 12.63 |
5 | 2009 | 重庆市 | 112 | 8.64 |
6 | 2013-2014 | 浙江省 | 7 | 14.00 |
7 | 2015-2016 | 湖南省长沙市 | 153 | 20.26 |
8 | 2016 | 呼伦贝尔市 | 92 | 4.33 |
9 | 2016-2017 | 湖北省恩施市 | 16 | 2.95 |
7.鉴定意见采信率
鉴定意见的采信情况进行统计，不同专业领域的鉴定意见采信率虽不尽相同，但都在94.44%以上，毒品、录音、年龄等鉴定意见的采信率更是高达100%。[7]
8.鉴定人出庭率
现实中，总体上鉴定人出庭率甚至不到5%的比例。
上海、青岛、呼和浩特三个城市调研案卷中鉴定人的出庭率都为0, 可以说明在司法实践中, 刑事案件的鉴定人几乎不出庭作证。但各司法主体从总体上说是支持鉴定人出庭作证的, 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 75%。根据调研问卷对希望鉴定人出庭的理由统计, 超过 70%的法官和律师首选 “鉴定人出庭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 ”, 超过半数的检察官首选 “有助于保证审判的公正”。[8]
9.鉴定人出庭率低的原因
法官认为鉴定人不出庭原因：鉴定人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而不愿意出庭的, 占 39%;鉴定人因为没有经济补贴而不愿出庭的, 占 31.93%;法官不愿意鉴定人出庭的, 占 17.65;说不清或有其它原因的, 占 11.76%。
律师认为鉴定人不出庭原因：其具体比例如下: 鉴定人因为没有经济补贴而不愿出庭的, 占 46.15%;检察官反对鉴定人出庭的, 占 21%;法官 不愿意鉴定人出庭的, 占 20.51%;说不清或有其他原因不出庭的, 占 12.82%。[8]
10.专家辅助人制度之尴尬境地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刑事案件”、“专家辅助人”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2 0 1 5 年 1 月 到 2 0 1 9 年 1 2 月 ， 共 有 7 7 份 判决书提到了专家辅助人。筛选掉 33 件无关案例，有 26 件是由专家辅助人就鉴定意见提出意见，剩余 18 份判决书则为辩护方申请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被驳回及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效力被直接否定的情形。[9]
11.检察机关技术人员储备
有学者针对河南省检察院进行的调查研究显示，检察机构技术部门虽多，人员却少，164个县级检察院中，有87个检察院的技术人员少于3人; 18个市级检察院中，6名以下技术人员的占12个，无法满足检察机关对技术性证据审查的需求。[10]
12.对现行刑事司法鉴定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
北大法学院教授汪建成在2008年深入北京、上海、青岛和呼和浩特进行调研，主要面向侦查人员、检察官、法官、律师、司法鉴定人员，调研他们对刑事案件中司法鉴定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从百分比计算, 熟知现行法律法规的各司法主体分别占其受调查总数的比例依次为:鉴定人100%、侦查人员 75%、法官 67.1%、律师 65.57%、检察官 64.37%。[8]
参考文献
1.陈永生，我国刑事误判问题透视-以20起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为样本的分析【J】，社会科学I辑，2007（3）：45-61.
2.戴士剑，钟建平，鲁佑文.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电子数据取证问题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 (2):157—158.
3.刘鑫.职业鉴定人制度的困境与对策[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6):78—86.
4.邹明理.论侦查阶段鉴定的必要性与实施主体[J].中国刑 事法杂志.2007(1):65—70.
5.（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2005—2015年我国司法鉴定发展情况分析[J】.中国司法鉴定，2016(2):70一72.）
6.陈鲜瑜，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制度研究【J】，中国司法鉴定，2022（1）：17-29）
7.鲍立垠，葛芸英，金益锋，等.裁判文书中鉴定意见的采 信情况分析【J】.刑事技术，2016，41(3):183一188.
8.汪建成，中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实证调研报告【J】，中外法学，2010（2）:286-319.
9.李阿杰，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之构建【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2021（2）：65-69。
10.高勇.智慧检务中的共享思维——利用加密狗虚拟技术 实现共享式工作平台助力基层检察院开展技术性证据 审查工作[C】//新时代智慧检务建设论文集，2019:305.
